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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子逸文中关于立法与徇私的片断
2007/09/27 23:31
文/袁泉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第二》。
91年前，蔡锷将军拔剑南天，护国讨袁，此役涉及民国存亡，民族前途，有勇气打这一仗并最终奏功的蔡公，堪称知兵之将也。
讲蔡锷不讲他的军事才能，那是说不过去的。我以为，蔡锷有三重身份：本质上，他是知识分子；第二重，他是从戎的知识分子；第三重，他是有志于国的从戎的知识分子。在百年前那个国势艰危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就是救亡图存、振兴国家。所以，身为知识分子的蔡锷更看重和突出自己的军人身份，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以身许国作为职守。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可以献出生命，并以此为最高殊荣，视之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和骄傲所在。
作为军人的蔡公留下的谈兵的文字有《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和《军事计画》三篇，多有论者述之，然对其成文背景和当时军界的情况却触及不够，而脱离了坐标系统，我们就很难较清晰地认识蔡公著述的贡献和影响力了。
关于《军国民篇》，谢本书的《蔡锷传》说作于1900年；曾业英将其收录进《蔡松坡集》，注明是1902年2月；蔡端编撰《蔡锷集》也把《军国民篇》的出现记在1902年下，并附有《蔡松坡先生遗集》作者刘达武的按语：“右军国民篇，清光绪壬寅公在日本新民丛报为其师梁任公先生襄笔政时所作也，署名奋翮生……”壬寅年即1902年；毛注青等编《蔡锷集》亦从此说。《军国民篇》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而《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8日。由是观之，所谓1902年的记载应该是以《军》文的发表时间为准的；至于此文成于何时，尚待考。
甲午海战，中国受挫于日本，中国从政界到知识界开始真正意识到，大海东面那个“蕞尔小国”已经全面超越了自己，从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师之东夷的议题，这很像现今中国足球的样子。彼时的日本成了中国吸收西学最大的窗口，成了一座“主义商店”，西方的各种思潮在这里胪列杂陈，军国民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鲁迅全集·坟》中有一篇《寡妇主义》，开头便说：“范源濂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军国民主义所作的注释是“军国民主义 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
其实不对。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的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篇》中说：“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军国民主义的起源就是全民皆兵的理念，而全民皆兵就是“希腊之斯巴达”的特点，熟悉斯巴达克斯故事的人都知道。
军国民教育由德国传入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再由蔡锷和蒋方震等人介绍到中国，推崇并实践者亦不乏其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甫一上任就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蔡孑民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为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孔昭绶所秉承，1916年秋，这位孔校长在湖南一师成立了一支学生志愿军，乃为国内一大创举。他在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的《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中陈述了办学生军的四个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据说，当时在一师就读的毛泽东最先报名参加了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的军事素养无疑与这两年的志愿军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说到这里，蔡公20岁之前完成的这篇《军国民篇》看起来似乎与中国近代教育关系更大，不过，当时已在日本学习陆军的他还是从军事教育的角度撰述此文的。蔡公认为，“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中国要想保全独立自主，就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提倡全民皆兵，既如此，则军队的素质就取决于全民的素质，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提高国人的战斗力，先培养出精神和体魄皆强健不羁的国民——“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蔡公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军事救国和教育救国结合在了一起。
约一万五千字的《军国民篇》按其大意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盖在“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是精神气质的原因。而中国人何以至此？文章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言及音乐对于军队的重要性，指出“军人之于音乐，尤为关切深巨。今中国则惟有拉叭金鼓，以为号令指挥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唱歌，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认识到这一点，蔡锷也许是受了其师梁启超的影响。戊戌后流亡日本的任公曾慨叹“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中国向无军歌”，“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尽管蔡锷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军队应有军乐和军歌的人，至少也是最早的一批。
《军国民篇》的第二部分谈及“近世列国之军备”。其中以庚子年入侵中国的八国为例，兹列表如下：
国名 全国人口数 现役陆军员 战时员
德 46,844,926 483,000 3,000,000
法 38,138,545 550,000 4,350,000
俄 103,912,640 892,000 3,500,000
意 29,699,785 280,000
奥 37,869,000 302,000 1,750,000
日 42,089,940 150,000 500,000
美 62,600,000 8,500,000
各国陆海军费与人口比例列表如下：
国名 陆军费（元） 海军费（元） 人口
英 109,215,540 97,911,250 318,796,000（含殖民地）
法 137,663,101 49,433,276 38,138,545
德 135,528,766 16,345,027 46,844,926
意 71,134,490 28,000,000 29,699,785
俄 150,898,657 25,599,033 103,912,640
奥 63,593,777 7,073,891 37,869,000
日 12,810,664 5,639,989 42,089,940
美 62,600,000
文章指出，“由是观之，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得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而在军费方面，仅以列强中人均负担军费最少的日本（人均负担近0.44元）来要求中国，“每年军费当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1.7亿以上，一兆等于一百万）。
我们不妨再制一表，以便更直观。
常规军队（人）（约占总人口比例） 战时军队（人）（约占总人口比例） 军费开支（元）（国民人均负担）
英国 …… …… 207,126,790(0.65)
德国 483,000(1%) 3,000,000(6%) 151,873,793(3.24)
法国 550,000(1%) 4,350,000(11%) 187,096,337(4.90)
俄国 892,000(0.8%) 3,500,000(3%) 176,497,690(1.69)
意大利 280,000(0.9%) …… 99,134,490(3.33)
奥匈帝国 302,000(0.7%) 1,750,000(4%) 70,667,668(1.86)
日本 150,000(0.3%) 500,000(1%) 18,450,653(0.43)
美国 …… 8,500,000(13%) ……
如上表所示，几大国中，德国和法国的常规陆军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超过了1%，其它几国也差不多，只有日本少一些；而战时军队与常规军队的比例，在法国，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德国和奥匈帝国是6倍左右，日本是3倍。参照这些军事强国的大致比例，取中间值，诚如蔡锷所言，中国四万万民众，应该保持不少于400万的常备军，战时军队以5倍计，应为2000万人。
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如何？甲午战争（1894年）时，中国的常备陆海军为80余万，接近俄国，常规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0.2%，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每年基本保持在6000万两。与同期的亚洲新贵日本相比，无论是军队总兵力还是军费支出，中国都要远胜之。但为什么会受辱于日本呢？蔡锷认为，问题出在“软件”上，症结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界，即使你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堵一方，而中国是连抵御别国骚扰的力量都没有的。所以，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接受军国民意识的洗礼，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即蔡锷所称之“国魂”。
国魂者，在年轻的蔡锷看来，是日本的所谓“大和魂”，是美国的以“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为口号的门罗主义，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在中国，在我们饱受东西列强蹂躏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喊出一句充满民族自尊感、可以凝聚人心激荡民气的、振聋发聩的口号？遗憾的是，“四千年汉族历史中”，“盖杳乎其不可得矣”。
尽管中国没有这样的国魂，但身为军人的蔡锷没有停止对改造军队思想教育的思考。约十年后，蔡锷奉调云南，出任新建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抵滇后不久，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
甲午海战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整顿军备、改造军队。到蔡锷入滇的辛亥年，中国各类军队总数已超过100万，而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新式陆海军只有约15万，基本相当于日本十年前的水平。中国的新军始建于1895年，经过十年发展，遍及全国。当时清廷计划扩编新军36个镇，每镇12512人，这样新军总数将达45万，以此作为常备的国防力量。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限制，截至辛亥革命前夕，只建起16个镇，分驻各省。计划基本上是一省一镇，但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仅驻有一混成协，云南的建制算是比较完整的。
据蔡锷的学生和部下雷飚回忆：“松公到滇，李督经羲本拟派充第十九镇镇统职，但当时该镇大小军官多系北方人，四川、云南两派军官占极少数，加之总参议靳云鹏，协统钟麟同王振畿，标统曲同丰及各中级军官又皆系段祺瑞所荐之部下学生，不能违其所愿，乃劝蔡暂任协统。蔡本不在乎官之大小，相信而已。遂决定蔡接王振畿之协统，王则改任兵备处总办。靳等时谗于李，李曰蔡松坡本有革命声望，但彼极稳重明敏，非轻举妄动者比，君可放心，我自有道理安慰之，仍宜彼此联络一气严整军队以备应用。靳等无可如何，而蔡公处此毁誉相煎之际，数昼夜著曾胡治兵语录一小册子，各方得以编读而欣慰之，并藉以塞奸人之口，不得再扰乱听闻矣。”
在《曾胡治兵语录》之序中蔡锷写道：“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这可以视为钟麟同对蔡锷的一种考察，既测试他的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试探他的政治倾向。“稳重明敏”的蔡锷当然不会授人以柄，所以他选择了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位清朝中兴名臣的治兵经验作为向官兵宣讲的对象。既不远离时代渺然述古，又不以留洋派自居只以西法为上而刺激钟、靳等人敏感的神经，可谓恰到好处。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其中四分之三是谈军队建设的。这实际上与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暗合。袁世凯有言：“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其次练兵。”他在《训将要言》中说：“盖为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在《训兵要言》中，他定出了五条准则：一为励忠义，二为敬官长，三为守营规，四为勤操练，五为奋果敢，要求士卒牢记不忘。在袁世凯创办各个军事学校中，都以所谓经史大义作为必修课。
但不同的是，袁世凯训兵以“忠孝”、“礼义”，而这在《曾胡治兵语录》蔡锷所写的按语里是找不到的。雷飚忆及蔡公，多次提到“诚恳”二字，在《曾胡治兵语录》里，蔡公诚恳的风格亦有所体现。虽是奉命之作，而且还须谨慎小心，但蔡锷并没有用虚伪陈词来敷衍。开篇第一章“将材”，蔡锷写道：“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在这一章的按语中，蔡锷三次提到“良心血性”。无疑，他将之视为为将者的核心意念和起码准则；而这也是振起民族精神的最朴质最有力的一对元素——良心意味着责任感，血性意味着勇气。一个有责任感和勇气的民族，无论多么蹇滞艰危，她必定是不甘沉沦的，必定是有希望的。在那个君不成君、国不成国的年代，蔡锷不提忠君体国而强调良心血性，切近人心人性，实实在在，因而也更有感召力，更易鼓舞士气，激发斗志。而细察蔡公事迹亦可感到，良心与血性实为其行事的根本原则，非徒嘴上说说笔头写写而已。
第二章“用人”是“将材”篇的延续，实际上讲的是“树人”。文曰：“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所指范围甚广，非仅谓居高位之一、二人言，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位，中级官居次官之上位也）。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说的是带“长”的要以身作则，为下级官兵做出表率。
清代养兵，早期走的是“发薄饷，多养兵”的路线，八旗兵和绿营兵薪俸甚低，士、农、工商四等人，军人是不入流的。待遇低，官兵就只好兼做小买卖。对相当部分的清军官兵而言，很难说清他们到底是私营业主还是军人。19世纪中叶，太平军横扫南方，八旗、绿营一触即溃，曾国藩等人创建了勇营兵。吸取八旗、绿营因薄饷而影响战斗力的教训，勇营兵的薪俸提高了不少，一名正勇的月饷为白银四两二钱，是绿营马兵月饷的两倍，步兵月饷的三倍。到新军组建时，这一标准又有所提高，正兵月薪为四两五钱，马兵翻一番，是九两，一个营级的带兵官月薪达到100两。在那个年代，军官就属于高薪阶层了。当时，新军士兵退伍时，“多购买布匹日用等物，携带还乡”。军人收入的提高使得其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参军不再被视为一件苦事。得此优厚待遇的新军，也理应有一番新气象，而这新气象是什么呢？蔡锷说，是“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
“尚志”是视死如归，精忠报国。如果把《曾胡治兵语录》译成英文，不知这个“国”是state（政治意义之“国”）还是nation（民族意义之国），我想应从后者。因为按语的原文是：“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在这里，国家是与同胞而不是与圣上或朝廷相对应的。
“诚实”是“万众一心，同胞无间……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说到诚实，蔡锷尤为痛切。他说“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伪者人固莫耻其为伪，诚者群亦莫知其为诚”。人们都习惯于以伪相待，要是有人说真话，办实事，倒会被误认为是不聪明或者背后藏着什么阴谋和陷阱，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于今看来并不陌生吧。蔡锷言道：“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荫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为兵。”要当兵就要先学会以诚相见，不要把社会上的窳风劣俗带到部队来污染了这片净土。只有长官与长官之间、长官与士兵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都以诚相待，去伪存真，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大家才能相互信任，生死与共。一支军队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而把大家凝聚起来的磁性，就是诚实。
“勇毅”是“勇”和“毅”两个概念，勇是“狭义的、急遽的”，毅是“广义的、持续的”。“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功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
蔡锷这段话，数年后观之，可以视为一种自况。护国之役，滇军兵寡饷薄，后援不济，蔡锷直接指挥的三千多部队在川南陷入苦战。但作为全军统帅的蔡锷从未流露过怯战情绪，而是积极运筹，尽量争取扩大战果，保持声势。一旦护国失利，蔡锷或者被诛，或者阵亡，而声名也将由辛亥运动的革命元勋沦落为中华帝国的叛国逆贼。但这些，蔡锷已置之度外，“惟求吾良知之所安”。这时起作用的就是良心与血性。同北军停战期间，护国军面临弹药告罄的危机，刘云峰请求与张敬尧谈判延期开战。蔡锷对他说，你只能以你个人名义，不能代表护国军，护国军不能示弱。此话现在听来简简单单，但在那样的危急时刻临事而决，表现出的是作为部队指挥官的冷静和勇毅。并非蔡锷不懂得暂时示弱以骄敌军的兵家惯技，而是护国之役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咬牙挺住。这场与袁世凯的博弈是全方位的周旋，不仅在军事上，政治、外交、舆论等多方面都在角力。反袁阵营是由几股政治力量联合而成的，尽管有声势，但也潜藏着被分化瓦解的危险。战斗在前线的护国军就是旗帜，是战鼓，大家望之而行，闻之而动，一旦护国军向北军示弱，首先舆情可能为之一变，进而影响到人心，再进而反袁战线也会出现松动。所以，就算全体护国军悉数战死，只要护国的大旗不倒，对袁世凯的压力就能持续下去，局面就有可能出现转机。蔡锷既是护国军的总司令，又是护国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他的沉稳和坚持对整个护国运动的成败关系重大，而他也用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诠释了“勇毅”二字的内涵。我忍不住又要拿国家男足来说事，多数时候，他们恰恰是勇毅精神的反面教材，往往是一失球，从主帅到队员就开始惊惶失措，自乱阵脚，心理防线濒于崩溃，一示弱就被对手掐住死穴，不可能再翻身。
和前几章一样，后面“严明”、“公明”、“仁爱”三章也是主要针对将官而言的。“严明”和“公明”讲的是军队制度化的问题。长官将兵要依据法度，不可率性而为。军法，自古有之，所谓“军令如山”、“违令者斩”，都是源自三国演义等古代故事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上古兵书《司马法》、《尉缭子》就是讲军法军令的。一般来说，法纪是否严明，是考察军队是否正规而富有战斗力的标志之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蔡锷学成归国后，先后曾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新军中任职，1906年还参加了南北新军会操。六七年间对新军状况已有相当掌握，他点出的这些弊病肯定是有所指的。
女真一族闯关成功，靠的是八旗兵。入关前，他们是饥饿的，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进关抢掠，故而如狼似虎，锐不可当。但抵定中原大功告成后，八旗兵失去了进击的目标，其战斗力便大为下降。早在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就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堕蔽，不及曩时。”顺治年间，招纳明军组建绿营，以补八旗兵力之不足。绿营以步兵为主，平藩有功，极盛时多达60余万，成为清军的主力。绿营虽然战功卓著，但地位却不如八旗兵，薪俸更薄，待遇更低；而且满清朝廷始终不信任绿营，为达“无尾大不掉之患”之目的，建立了“将皆升转”的制度，不让将官和士卒长期同处。这些都对绿营的建设、管理及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又经历了19世纪中叶太平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内外重创，绿营基本上也就报废了。继之而起的是湘军和淮军。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而太平军又先于清军装备了成批的洋枪洋炮，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效用。有鉴于此，洋务派李鸿章在湘军裁撤之后，将淮军改造成洋枪队，这就是新军的雏形。但湘军和淮军以乡勇团练为基础，皆属私兵性质。王闿运《湘军志》中有云：“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这既是湘军的特点也是其弱点。既是私兵，则不可避免地会裙带成风、任人为亲、拉帮结派、效忠个人，这些痼疾流弊也延续到后来的新军中。袁世凯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就豢养了一批鹰犬走卒，并逐渐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一集团的最大利益就是把他们的首领推向权力的顶峰，而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他既得益于这股巨大的推力，又逐渐对其失去控制，实际上被它挟持和驱使，直到自己从顶点再被推向空中而坠入深渊。
在湘军淮军这样的私人军队中，家长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团结军心，但在编制正规的新军中，其负面影响则更大。新的兵役制度减少和取消了官兵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官“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士卒就很难再接受，“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将官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针对这种局面，蔡锷提出“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有法才有威，将官依法行事，士卒便无怨言；同时，依法而行对将官也是一种约束。将官带头明纪守法，上下一致，部队的纪律就能严肃起来。针对用人上的问题，蔡锷说“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求“用人惟贤”而已。
但蔡锷眼里决不是只有法的，法是用以维持军纪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爱。有法还要有情。蔡锷说：“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对之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以异耳。及其同莅战役也，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宣劳。此以情言之耳。”这种长上对部下的“约束督责爱护”与旧军队的家长式管理相比较，前者的目的是为了促进部下进步，如同师父之爱弟子，而后者的滥赏滥罚则是为了让部下听命于己。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己，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的一种德行。“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一个心怀仁德的将官不只爱兵，也会爱民，而这是更重要的。
第九章“勤劳”主要是对士卒而言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练兵就是准备打仗的。而“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这里所说的“勤劳”，不是勤劳动，而是勤劳苦。大家伙儿平时勤锻炼，多吃苦，提高自己的耐受力，能够做到坚韧而乐观，这样上了疆场才可能成为一名不惧险难、视死如归、令对手胆寒的勇士。1916年护国军征战川南时，的确面临着十分艰苦、危险的局面，但他们始终斗志高昂，勇不言败；实际上，滇军之能征惯战在民国成立初期援川援藏时便威名远播了，这就是平时训练有素、准备充分的结果。
第十章是“和辑”。“和辑”不完全是和睦的意思，还有和谐、整齐之意。《列子.汤问》中“辑”指协调驾车的众马；《汉书.晁错传》有“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之语，“谋不辑”者，意见不统一也。所以，蔡锷把“和辑”二字写在兵书里，应为协调一致之意，这也与其文意相符。
蔡锷写道：“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数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蔡锷说，在未来的大规模兵团作战中，各部队协调合作至关重要；如果各自为战，鲜有不遭败绩的。但他也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那么如何才能让各将领协同一致呢？“惟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至善矣。”大家公是公，私是私，私下里可以有争执，但在公事上决不使坏下绊，决不因私废公，这就是大公无私的境界。
我认识一位医生，他20多年前去前西德进修。回国后，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西德的医院里也有人际矛盾，但私下里争得面红耳赤，在公务上绝对没人动坏心眼，给人穿小鞋，不像国内……反躬自省，我们往往是有意见有牢骚背地里发，表面上和气一团，而真到共事的时候就相互掣肘，等着看别人的“好戏”。正如蔡锷所说：“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读之思之，不免令血热者心寒。
以上树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和辑，可以说是蔡锷提倡的“为将八德”。最后两章“兵机”和“战守”则是讨论作战问题。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第二》。
91年前，蔡锷将军拔剑南天，护国讨袁，此役涉及民国存亡，民族前途，有勇气打这一仗并最终奏功的蔡公，堪称知兵之将也。
讲蔡锷不讲他的军事才能，那是说不过去的。我以为，蔡锷有三重身份：本质上，他是知识分子；第二重，他是从戎的知识分子；第三重，他是有志于国的从戎的知识分子。在百年前那个国势艰危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就是救亡图存、振兴国家。所以，身为知识分子的蔡锷更看重和突出自己的军人身份，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以身许国作为职守。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可以献出生命，并以此为最高殊荣，视之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和骄傲所在。
作为军人的蔡公留下的谈兵的文字有《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和《军事计画》三篇，多有论者述之，然对其成文背景和当时军界的情况却触及不够，而脱离了坐标系统，我们就很难较清晰地认识蔡公著述的贡献和影响力了。
关于《军国民篇》，谢本书的《蔡锷传》说作于1900年；曾业英将其收录进《蔡松坡集》，注明是1902年2月；蔡端编撰《蔡锷集》也把《军国民篇》的出现记在1902年下，并附有《蔡松坡先生遗集》作者刘达武的按语：“右军国民篇，清光绪壬寅公在日本新民丛报为其师梁任公先生襄笔政时所作也，署名奋翮生……”壬寅年即1902年；毛注青等编《蔡锷集》亦从此说。《军国民篇》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而《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8日。由是观之，所谓1902年的记载应该是以《军》文的发表时间为准的；至于此文成于何时，尚待考。
甲午海战，中国受挫于日本，中国从政界到知识界开始真正意识到，大海东面那个“蕞尔小国”已经全面超越了自己，从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师之东夷的议题，这很像现今中国足球的样子。彼时的日本成了中国吸收西学最大的窗口，成了一座“主义商店”，西方的各种思潮在这里胪列杂陈，军国民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鲁迅全集·坟》中有一篇《寡妇主义》，开头便说：“范源濂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军国民主义所作的注释是“军国民主义 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
其实不对。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的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篇》中说：“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军国民主义的起源就是全民皆兵的理念，而全民皆兵就是“希腊之斯巴达”的特点，熟悉斯巴达克斯故事的人都知道。
军国民教育由德国传入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再由蔡锷和蒋方震等人介绍到中国，推崇并实践者亦不乏其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甫一上任就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蔡孑民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为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孔昭绶所秉承，1916年秋，这位孔校长在湖南一师成立了一支学生志愿军，乃为国内一大创举。他在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的《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中陈述了办学生军的四个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据说，当时在一师就读的毛泽东最先报名参加了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的军事素养无疑与这两年的志愿军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说到这里，蔡公20岁之前完成的这篇《军国民篇》看起来似乎与中国近代教育关系更大，不过，当时已在日本学习陆军的他还是从军事教育的角度撰述此文的。蔡公认为，“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中国要想保全独立自主，就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提倡全民皆兵，既如此，则军队的素质就取决于全民的素质，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提高国人的战斗力，先培养出精神和体魄皆强健不羁的国民——“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蔡公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军事救国和教育救国结合在了一起。
约一万五千字的《军国民篇》按其大意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盖在“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是精神气质的原因。而中国人何以至此？文章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言及音乐对于军队的重要性，指出“军人之于音乐，尤为关切深巨。今中国则惟有拉叭金鼓，以为号令指挥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唱歌，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认识到这一点，蔡锷也许是受了其师梁启超的影响。戊戌后流亡日本的任公曾慨叹“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中国向无军歌”，“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尽管蔡锷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军队应有军乐和军歌的人，至少也是最早的一批。
《军国民篇》的第二部分谈及“近世列国之军备”。其中以庚子年入侵中国的八国为例，兹列表如下：
国名 全国人口数 现役陆军员 战时员
德 46,844,926 483,000 3,000,000
法 38,138,545 550,000 4,350,000
俄 103,912,640 892,000 3,500,000
意 29,699,785 280,000
奥 37,869,000 302,000 1,750,000
日 42,089,940 150,000 500,000
美 62,600,000 8,500,000
各国陆海军费与人口比例列表如下：
国名 陆军费（元） 海军费（元） 人口
英 109,215,540 97,911,250 318,796,000（含殖民地）
法 137,663,101 49,433,276 38,138,545
德 135,528,766 16,345,027 46,844,926
意 71,134,490 28,000,000 29,699,785
俄 150,898,657 25,599,033 103,912,640
奥 63,593,777 7,073,891 37,869,000
日 12,810,664 5,639,989 42,089,940
美 62,600,000
文章指出，“由是观之，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得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而在军费方面，仅以列强中人均负担军费最少的日本（人均负担近0.44元）来要求中国，“每年军费当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1.7亿以上，一兆等于一百万）。
我们不妨再制一表，以便更直观。
常规军队（人）（约占总人口比例） 战时军队（人）（约占总人口比例） 军费开支（元）（国民人均负担）
英国 …… …… 207,126,790(0.65)
德国 483,000(1%) 3,000,000(6%) 151,873,793(3.24)
法国 550,000(1%) 4,350,000(11%) 187,096,337(4.90)
俄国 892,000(0.8%) 3,500,000(3%) 176,497,690(1.69)
意大利 280,000(0.9%) …… 99,134,490(3.33)
奥匈帝国 302,000(0.7%) 1,750,000(4%) 70,667,668(1.86)
日本 150,000(0.3%) 500,000(1%) 18,450,653(0.43)
美国 …… 8,500,000(13%) ……
如上表所示，几大国中，德国和法国的常规陆军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超过了1%，其它几国也差不多，只有日本少一些；而战时军队与常规军队的比例，在法国，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德国和奥匈帝国是6倍左右，日本是3倍。参照这些军事强国的大致比例，取中间值，诚如蔡锷所言，中国四万万民众，应该保持不少于400万的常备军，战时军队以5倍计，应为2000万人。
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如何？甲午战争（1894年）时，中国的常备陆海军为80余万，接近俄国，常规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0.2%，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每年基本保持在6000万两。与同期的亚洲新贵日本相比，无论是军队总兵力还是军费支出，中国都要远胜之。但为什么会受辱于日本呢？蔡锷认为，问题出在“软件”上，症结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界，即使你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堵一方，而中国是连抵御别国骚扰的力量都没有的。所以，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接受军国民意识的洗礼，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即蔡锷所称之“国魂”。
国魂者，在年轻的蔡锷看来，是日本的所谓“大和魂”，是美国的以“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为口号的门罗主义，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在中国，在我们饱受东西列强蹂躏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喊出一句充满民族自尊感、可以凝聚人心激荡民气的、振聋发聩的口号？遗憾的是，“四千年汉族历史中”，“盖杳乎其不可得矣”。
尽管中国没有这样的国魂，但身为军人的蔡锷没有停止对改造军队思想教育的思考。约十年后，蔡锷奉调云南，出任新建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抵滇后不久，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
甲午海战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整顿军备、改造军队。到蔡锷入滇的辛亥年，中国各类军队总数已超过100万，而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新式陆海军只有约15万，基本相当于日本十年前的水平。中国的新军始建于1895年，经过十年发展，遍及全国。当时清廷计划扩编新军36个镇，每镇12512人，这样新军总数将达45万，以此作为常备的国防力量。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限制，截至辛亥革命前夕，只建起16个镇，分驻各省。计划基本上是一省一镇，但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仅驻有一混成协，云南的建制算是比较完整的。
据蔡锷的学生和部下雷飚回忆：“松公到滇，李督经羲本拟派充第十九镇镇统职，但当时该镇大小军官多系北方人，四川、云南两派军官占极少数，加之总参议靳云鹏，协统钟麟同王振畿，标统曲同丰及各中级军官又皆系段祺瑞所荐之部下学生，不能违其所愿，乃劝蔡暂任协统。蔡本不在乎官之大小，相信而已。遂决定蔡接王振畿之协统，王则改任兵备处总办。靳等时谗于李，李曰蔡松坡本有革命声望，但彼极稳重明敏，非轻举妄动者比，君可放心，我自有道理安慰之，仍宜彼此联络一气严整军队以备应用。靳等无可如何，而蔡公处此毁誉相煎之际，数昼夜著曾胡治兵语录一小册子，各方得以编读而欣慰之，并藉以塞奸人之口，不得再扰乱听闻矣。”
在《曾胡治兵语录》之序中蔡锷写道：“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这可以视为钟麟同对蔡锷的一种考察，既测试他的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试探他的政治倾向。“稳重明敏”的蔡锷当然不会授人以柄，所以他选择了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位清朝中兴名臣的治兵经验作为向官兵宣讲的对象。既不远离时代渺然述古，又不以留洋派自居只以西法为上而刺激钟、靳等人敏感的神经，可谓恰到好处。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其中四分之三是谈军队建设的。这实际上与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暗合。袁世凯有言：“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其次练兵。”他在《训将要言》中说：“盖为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在《训兵要言》中，他定出了五条准则：一为励忠义，二为敬官长，三为守营规，四为勤操练，五为奋果敢，要求士卒牢记不忘。在袁世凯创办各个军事学校中，都以所谓经史大义作为必修课。
但不同的是，袁世凯训兵以“忠孝”、“礼义”，而这在《曾胡治兵语录》蔡锷所写的按语里是找不到的。雷飚忆及蔡公，多次提到“诚恳”二字，在《曾胡治兵语录》里，蔡公诚恳的风格亦有所体现。虽是奉命之作，而且还须谨慎小心，但蔡锷并没有用虚伪陈词来敷衍。开篇第一章“将材”，蔡锷写道：“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在这一章的按语中，蔡锷三次提到“良心血性”。无疑，他将之视为为将者的核心意念和起码准则；而这也是振起民族精神的最朴质最有力的一对元素——良心意味着责任感，血性意味着勇气。一个有责任感和勇气的民族，无论多么蹇滞艰危，她必定是不甘沉沦的，必定是有希望的。在那个君不成君、国不成国的年代，蔡锷不提忠君体国而强调良心血性，切近人心人性，实实在在，因而也更有感召力，更易鼓舞士气，激发斗志。而细察蔡公事迹亦可感到，良心与血性实为其行事的根本原则，非徒嘴上说说笔头写写而已。
第二章“用人”是“将材”篇的延续，实际上讲的是“树人”。文曰：“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所指范围甚广，非仅谓居高位之一、二人言，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位，中级官居次官之上位也）。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说的是带“长”的要以身作则，为下级官兵做出表率。
清代养兵，早期走的是“发薄饷，多养兵”的路线，八旗兵和绿营兵薪俸甚低，士、农、工商四等人，军人是不入流的。待遇低，官兵就只好兼做小买卖。对相当部分的清军官兵而言，很难说清他们到底是私营业主还是军人。19世纪中叶，太平军横扫南方，八旗、绿营一触即溃，曾国藩等人创建了勇营兵。吸取八旗、绿营因薄饷而影响战斗力的教训，勇营兵的薪俸提高了不少，一名正勇的月饷为白银四两二钱，是绿营马兵月饷的两倍，步兵月饷的三倍。到新军组建时，这一标准又有所提高，正兵月薪为四两五钱，马兵翻一番，是九两，一个营级的带兵官月薪达到100两。在那个年代，军官就属于高薪阶层了。当时，新军士兵退伍时，“多购买布匹日用等物，携带还乡”。军人收入的提高使得其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参军不再被视为一件苦事。得此优厚待遇的新军，也理应有一番新气象，而这新气象是什么呢？蔡锷说，是“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
“尚志”是视死如归，精忠报国。如果把《曾胡治兵语录》译成英文，不知这个“国”是state（政治意义之“国”）还是nation（民族意义之国），我想应从后者。因为按语的原文是：“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在这里，国家是与同胞而不是与圣上或朝廷相对应的。
“诚实”是“万众一心，同胞无间……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说到诚实，蔡锷尤为痛切。他说“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伪者人固莫耻其为伪，诚者群亦莫知其为诚”。人们都习惯于以伪相待，要是有人说真话，办实事，倒会被误认为是不聪明或者背后藏着什么阴谋和陷阱，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于今看来并不陌生吧。蔡锷言道：“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荫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为兵。”要当兵就要先学会以诚相见，不要把社会上的窳风劣俗带到部队来污染了这片净土。只有长官与长官之间、长官与士兵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都以诚相待，去伪存真，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大家才能相互信任，生死与共。一支军队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而把大家凝聚起来的磁性，就是诚实。
“勇毅”是“勇”和“毅”两个概念，勇是“狭义的、急遽的”，毅是“广义的、持续的”。“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功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
蔡锷这段话，数年后观之，可以视为一种自况。护国之役，滇军兵寡饷薄，后援不济，蔡锷直接指挥的三千多部队在川南陷入苦战。但作为全军统帅的蔡锷从未流露过怯战情绪，而是积极运筹，尽量争取扩大战果，保持声势。一旦护国失利，蔡锷或者被诛，或者阵亡，而声名也将由辛亥运动的革命元勋沦落为中华帝国的叛国逆贼。但这些，蔡锷已置之度外，“惟求吾良知之所安”。这时起作用的就是良心与血性。同北军停战期间，护国军面临弹药告罄的危机，刘云峰请求与张敬尧谈判延期开战。蔡锷对他说，你只能以你个人名义，不能代表护国军，护国军不能示弱。此话现在听来简简单单，但在那样的危急时刻临事而决，表现出的是作为部队指挥官的冷静和勇毅。并非蔡锷不懂得暂时示弱以骄敌军的兵家惯技，而是护国之役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咬牙挺住。这场与袁世凯的博弈是全方位的周旋，不仅在军事上，政治、外交、舆论等多方面都在角力。反袁阵营是由几股政治力量联合而成的，尽管有声势，但也潜藏着被分化瓦解的危险。战斗在前线的护国军就是旗帜，是战鼓，大家望之而行，闻之而动，一旦护国军向北军示弱，首先舆情可能为之一变，进而影响到人心，再进而反袁战线也会出现松动。所以，就算全体护国军悉数战死，只要护国的大旗不倒，对袁世凯的压力就能持续下去，局面就有可能出现转机。蔡锷既是护国军的总司令，又是护国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他的沉稳和坚持对整个护国运动的成败关系重大，而他也用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诠释了“勇毅”二字的内涵。我忍不住又要拿国家男足来说事，多数时候，他们恰恰是勇毅精神的反面教材，往往是一失球，从主帅到队员就开始惊惶失措，自乱阵脚，心理防线濒于崩溃，一示弱就被对手掐住死穴，不可能再翻身。
和前几章一样，后面“严明”、“公明”、“仁爱”三章也是主要针对将官而言的。“严明”和“公明”讲的是军队制度化的问题。长官将兵要依据法度，不可率性而为。军法，自古有之，所谓“军令如山”、“违令者斩”，都是源自三国演义等古代故事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上古兵书《司马法》、《尉缭子》就是讲军法军令的。一般来说，法纪是否严明，是考察军队是否正规而富有战斗力的标志之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蔡锷学成归国后，先后曾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新军中任职，1906年还参加了南北新军会操。六七年间对新军状况已有相当掌握，他点出的这些弊病肯定是有所指的。
女真一族闯关成功，靠的是八旗兵。入关前，他们是饥饿的，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进关抢掠，故而如狼似虎，锐不可当。但抵定中原大功告成后，八旗兵失去了进击的目标，其战斗力便大为下降。早在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就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堕蔽，不及曩时。”顺治年间，招纳明军组建绿营，以补八旗兵力之不足。绿营以步兵为主，平藩有功，极盛时多达60余万，成为清军的主力。绿营虽然战功卓著，但地位却不如八旗兵，薪俸更薄，待遇更低；而且满清朝廷始终不信任绿营，为达“无尾大不掉之患”之目的，建立了“将皆升转”的制度，不让将官和士卒长期同处。这些都对绿营的建设、管理及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又经历了19世纪中叶太平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内外重创，绿营基本上也就报废了。继之而起的是湘军和淮军。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而太平军又先于清军装备了成批的洋枪洋炮，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效用。有鉴于此，洋务派李鸿章在湘军裁撤之后，将淮军改造成洋枪队，这就是新军的雏形。但湘军和淮军以乡勇团练为基础，皆属私兵性质。王闿运《湘军志》中有云：“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这既是湘军的特点也是其弱点。既是私兵，则不可避免地会裙带成风、任人为亲、拉帮结派、效忠个人，这些痼疾流弊也延续到后来的新军中。袁世凯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就豢养了一批鹰犬走卒，并逐渐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一集团的最大利益就是把他们的首领推向权力的顶峰，而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他既得益于这股巨大的推力，又逐渐对其失去控制，实际上被它挟持和驱使，直到自己从顶点再被推向空中而坠入深渊。
在湘军淮军这样的私人军队中，家长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团结军心，但在编制正规的新军中，其负面影响则更大。新的兵役制度减少和取消了官兵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官“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士卒就很难再接受，“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将官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针对这种局面，蔡锷提出“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有法才有威，将官依法行事，士卒便无怨言；同时，依法而行对将官也是一种约束。将官带头明纪守法，上下一致，部队的纪律就能严肃起来。针对用人上的问题，蔡锷说“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求“用人惟贤”而已。
但蔡锷眼里决不是只有法的，法是用以维持军纪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爱。有法还要有情。蔡锷说：“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对之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以异耳。及其同莅战役也，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宣劳。此以情言之耳。”这种长上对部下的“约束督责爱护”与旧军队的家长式管理相比较，前者的目的是为了促进部下进步，如同师父之爱弟子，而后者的滥赏滥罚则是为了让部下听命于己。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己，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的一种德行。“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一个心怀仁德的将官不只爱兵，也会爱民，而这是更重要的。
第九章“勤劳”主要是对士卒而言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练兵就是准备打仗的。而“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这里所说的“勤劳”，不是勤劳动，而是勤劳苦。大家伙儿平时勤锻炼，多吃苦，提高自己的耐受力，能够做到坚韧而乐观，这样上了疆场才可能成为一名不惧险难、视死如归、令对手胆寒的勇士。1916年护国军征战川南时，的确面临着十分艰苦、危险的局面，但他们始终斗志高昂，勇不言败；实际上，滇军之能征惯战在民国成立初期援川援藏时便威名远播了，这就是平时训练有素、准备充分的结果。
第十章是“和辑”。“和辑”不完全是和睦的意思，还有和谐、整齐之意。《列子.汤问》中“辑”指协调驾车的众马；《汉书.晁错传》有“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之语，“谋不辑”者，意见不统一也。所以，蔡锷把“和辑”二字写在兵书里，应为协调一致之意，这也与其文意相符。
蔡锷写道：“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数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蔡锷说，在未来的大规模兵团作战中，各部队协调合作至关重要；如果各自为战，鲜有不遭败绩的。但他也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那么如何才能让各将领协同一致呢？“惟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至善矣。”大家公是公，私是私，私下里可以有争执，但在公事上决不使坏下绊，决不因私废公，这就是大公无私的境界。
我认识一位医生，他20多年前去前西德进修。回国后，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西德的医院里也有人际矛盾，但私下里争得面红耳赤，在公务上绝对没人动坏心眼，给人穿小鞋，不像国内……反躬自省，我们往往是有意见有牢骚背地里发，表面上和气一团，而真到共事的时候就相互掣肘，等着看别人的“好戏”。正如蔡锷所说：“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读之思之，不免令血热者心寒。
以上树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和辑，可以说是蔡锷提倡的“为将八德”。最后两章“兵机”和“战守”则是讨论作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