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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泉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第二》。
　　91年前，蔡锷将军拔剑南天，护国讨袁，此役涉及民国存亡，民族前途，有勇气打这一仗并最终奏功的蔡公，堪称知兵之将也。
　　讲蔡锷不讲他的军事才能，那是说不过去的。我以为，蔡锷有三重身份：本质上，他是知识分子；第二重，他是从戎的知识分子；第三重，他是有志于国的从戎的知识分子。在百年前那个国势艰危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就是救亡图存、振兴国家。所以，身为知识分子的蔡锷更看重和突出自己的军人身份，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以身许国作为职守。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可以献出生命，并以此为最高殊荣，视之为一名军人的职责和骄傲所在。
　　作为军人的蔡公留下的谈兵的文字有《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和《军事计画》三篇，多有论者述之，然对其成文背景和当时军界的情况却触及不够，而脱离了坐标系统，我们就很难较清晰地认识蔡公著述的贡献和影响力了。
　　关于《军国民篇》，谢本书的《蔡锷传》说作于1900年；曾业英将其收录进《蔡松坡集》，注明是1902年2月；蔡端编撰《蔡锷集》也把《军国民篇》的出现记在1902年下，并附有《蔡松坡先生遗集》作者刘达武的按语：“右军国民篇，清光绪壬寅公在日本新民丛报为其师梁任公先生襄笔政时所作也，署名奋翮生……”壬寅年即1902年；毛注青等编《蔡锷集》亦从此说。《军国民篇》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而《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8日。由是观之，所谓1902年的记载应该是以《军》文的发表时间为准的；至于此文成于何时，尚待考。
　　甲午海战，中国受挫于日本，中国从政界到知识界开始真正意识到，大海东面那个“蕞尔小国”已经全面超越了自己，从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师之东夷的议题，这很像现今中国足球的样子。彼时的日本成了中国吸收西学最大的窗口，成了一座“主义商店”，西方的各种思潮在这里胪列杂陈，军国民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鲁迅全集·坟》中有一篇《寡妇主义》，开头便说：“范源濂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军国民主义所作的注释是“军国民主义　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
　　其实不对。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的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篇》中说：“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军国民主义的起源就是全民皆兵的理念，而全民皆兵就是“希腊之斯巴达”的特点，熟悉斯巴达克斯故事的人都知道。
　　军国民教育由德国传入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再由蔡锷和蒋方震等人介绍到中国，推崇并实践者亦不乏其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甫一上任就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蔡孑民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为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孔昭绶所秉承，1916年秋，这位孔校长在湖南一师成立了一支学生志愿军，乃为国内一大创举。他在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的《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中陈述了办学生军的四个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据说，当时在一师就读的毛泽东最先报名参加了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的军事素养无疑与这两年的志愿军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说到这里，蔡公20岁之前完成的这篇《军国民篇》看起来似乎与中国近代教育关系更大，不过，当时已在日本学习陆军的他还是从军事教育的角度撰述此文的。蔡公认为，“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中国要想保全独立自主，就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提倡全民皆兵，既如此，则军队的素质就取决于全民的素质，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提高国人的战斗力，先培养出精神和体魄皆强健不羁的国民——“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蔡公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军事救国和教育救国结合在了一起。
　　约一万五千字的《军国民篇》按其大意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屡挫于列强的败因，盖在“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是精神气质的原因。而中国人何以至此？文章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八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言及音乐对于军队的重要性，指出“军人之于音乐，尤为关切深巨。今中国则惟有拉叭金鼓，以为号令指挥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唱歌，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认识到这一点，蔡锷也许是受了其师梁启超的影响。戊戌后流亡日本的任公曾慨叹“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吾中国向无军歌”，“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尽管蔡锷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军队应有军乐和军歌的人，至少也是最早的一批。
　　《军国民篇》的第二部分谈及“近世列国之军备”。其中以庚子年入侵中国的八国为例，兹列表如下：
　　国名 全国人口数 现役陆军员 战时员
　　德 46,844,926 483,000 3,000,000
　　法 38,138,545 550,000 4,350,000
　　俄 103,912,640 892,000 3,500,000
　　意 29,699,785 280,000
　　奥 37,869,000 302,000 1,750,000
　　日 42,089,940 150,000 500,000
　　美 62,600,000 8,500,000
　　
　　各国陆海军费与人口比例列表如下：
　　国名 陆军费（元） 海军费（元） 人口
　　英 109,215,540 97,911,250 318,796,000（含殖民地）
　　法 137,663,101 49,433,276 38,138,545
　　德 135,528,766 16,345,027 46,844,926
　　意 71,134,490 28,000,000 29,699,785
　　俄 150,898,657 25,599,033 103,912,640
　　奥 63,593,777 7,073,891 37,869,000
　　日 12,810,664 5,639,989 42,089,940
　　美 62,600,000
　　文章指出，“由是观之，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得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而在军费方面，仅以列强中人均负担军费最少的日本（人均负担近0.44元）来要求中国，“每年军费当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1.7亿以上，一兆等于一百万）。
　　我们不妨再制一表，以便更直观。
　　 常规军队（人）（约占总人口比例） 战时军队（人）（约占总人口比例） 军费开支（元）（国民人均负担）
　　英国 …… …… 207,126,790(0.65)
　　德国 483,000(1%) 3,000,000(6%) 151,873,793(3.24)
　　法国 550,000(1%) 4,350,000(11%) 187,096,337(4.90)
　　俄国 892,000(0.8%) 3,500,000(3%) 176,497,690(1.69)
　　意大利 280,000(0.9%) …… 99,134,490(3.33)
　　奥匈帝国 302,000(0.7%) 1,750,000(4%) 70,667,668(1.86)
　　日本 150,000(0.3%) 500,000(1%) 18,450,653(0.43)
　　美国 …… 8,500,000(13%) ……
　　如上表所示，几大国中，德国和法国的常规陆军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超过了1%，其它几国也差不多，只有日本少一些；而战时军队与常规军队的比例，在法国，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德国和奥匈帝国是6倍左右，日本是3倍。参照这些军事强国的大致比例，取中间值，诚如蔡锷所言，中国四万万民众，应该保持不少于400万的常备军，战时军队以5倍计，应为2000万人。
　　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如何？甲午战争（1894年）时，中国的常备陆海军为80余万，接近俄国，常规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0.2%，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每年基本保持在6000万两。与同期的亚洲新贵日本相比，无论是军队总兵力还是军费支出，中国都要远胜之。但为什么会受辱于日本呢？蔡锷认为，问题出在“软件”上，症结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驯顺退让，不善为战。而当此弱肉强食的世界，即使你不好战，至少也须有足够的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堵一方，而中国是连抵御别国骚扰的力量都没有的。所以，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接受军国民意识的洗礼，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即蔡锷所称之“国魂”。
　　国魂者，在年轻的蔡锷看来，是日本的所谓“大和魂”，是美国的以“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为口号的门罗主义，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在中国，在我们饱受东西列强蹂躏的时候，我们能否也喊出一句充满民族自尊感、可以凝聚人心激荡民气的、振聋发聩的口号？遗憾的是，“四千年汉族历史中”，“盖杳乎其不可得矣”。
　　尽管中国没有这样的国魂，但身为军人的蔡锷没有停止对改造军队思想教育的思考。约十年后，蔡锷奉调云南，出任新建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抵滇后不久，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
　　甲午海战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整顿军备、改造军队。到蔡锷入滇的辛亥年，中国各类军队总数已超过100万，而其中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新式陆海军只有约15万，基本相当于日本十年前的水平。中国的新军始建于1895年，经过十年发展，遍及全国。当时清廷计划扩编新军36个镇，每镇12512人，这样新军总数将达45万，以此作为常备的国防力量。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限制，截至辛亥革命前夕，只建起16个镇，分驻各省。计划基本上是一省一镇，但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仅驻有一混成协，云南的建制算是比较完整的。
　　据蔡锷的学生和部下雷飚回忆：“松公到滇，李督经羲本拟派充第十九镇镇统职，但当时该镇大小军官多系北方人，四川、云南两派军官占极少数，加之总参议靳云鹏，协统钟麟同王振畿，标统曲同丰及各中级军官又皆系段祺瑞所荐之部下学生，不能违其所愿，乃劝蔡暂任协统。蔡本不在乎官之大小，相信而已。遂决定蔡接王振畿之协统，王则改任兵备处总办。靳等时谗于李，李曰蔡松坡本有革命声望，但彼极稳重明敏，非轻举妄动者比，君可放心，我自有道理安慰之，仍宜彼此联络一气严整军队以备应用。靳等无可如何，而蔡公处此毁誉相煎之际，数昼夜著曾胡治兵语录一小册子，各方得以编读而欣慰之，并藉以塞奸人之口，不得再扰乱听闻矣。”
　　在《曾胡治兵语录》之序中蔡锷写道：“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这可以视为钟麟同对蔡锷的一种考察，既测试他的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试探他的政治倾向。“稳重明敏”的蔡锷当然不会授人以柄，所以他选择了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位清朝中兴名臣的治兵经验作为向官兵宣讲的对象。既不远离时代渺然述古，又不以留洋派自居只以西法为上而刺激钟、靳等人敏感的神经，可谓恰到好处。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其中四分之三是谈军队建设的。这实际上与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暗合。袁世凯有言：“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其次练兵。”他在《训将要言》中说：“盖为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在《训兵要言》中，他定出了五条准则：一为励忠义，二为敬官长，三为守营规，四为勤操练，五为奋果敢，要求士卒牢记不忘。在袁世凯创办各个军事学校中，都以所谓经史大义作为必修课。
　　但不同的是，袁世凯训兵以“忠孝”、“礼义”，而这在《曾胡治兵语录》蔡锷所写的按语里是找不到的。雷飚忆及蔡公，多次提到“诚恳”二字，在《曾胡治兵语录》里，蔡公诚恳的风格亦有所体现。虽是奉命之作，而且还须谨慎小心，但蔡锷并没有用虚伪陈词来敷衍。开篇第一章“将材”，蔡锷写道：“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在这一章的按语中，蔡锷三次提到“良心血性”。无疑，他将之视为为将者的核心意念和起码准则；而这也是振起民族精神的最朴质最有力的一对元素——良心意味着责任感，血性意味着勇气。一个有责任感和勇气的民族，无论多么蹇滞艰危，她必定是不甘沉沦的，必定是有希望的。在那个君不成君、国不成国的年代，蔡锷不提忠君体国而强调良心血性，切近人心人性，实实在在，因而也更有感召力，更易鼓舞士气，激发斗志。而细察蔡公事迹亦可感到，良心与血性实为其行事的根本原则，非徒嘴上说说笔头写写而已。
　　第二章“用人”是“将材”篇的延续，实际上讲的是“树人”。文曰：“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所指范围甚广，非仅谓居高位之一、二人言，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位，中级官居次官之上位也）。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说的是带“长”的要以身作则，为下级官兵做出表率。
　　清代养兵，早期走的是“发薄饷，多养兵”的路线，八旗兵和绿营兵薪俸甚低，士、农、工商四等人，军人是不入流的。待遇低，官兵就只好兼做小买卖。对相当部分的清军官兵而言，很难说清他们到底是私营业主还是军人。19世纪中叶，太平军横扫南方，八旗、绿营一触即溃，曾国藩等人创建了勇营兵。吸取八旗、绿营因薄饷而影响战斗力的教训，勇营兵的薪俸提高了不少，一名正勇的月饷为白银四两二钱，是绿营马兵月饷的两倍，步兵月饷的三倍。到新军组建时，这一标准又有所提高，正兵月薪为四两五钱，马兵翻一番，是九两，一个营级的带兵官月薪达到100两。在那个年代，军官就属于高薪阶层了。当时，新军士兵退伍时，“多购买布匹日用等物，携带还乡”。军人收入的提高使得其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参军不再被视为一件苦事。得此优厚待遇的新军，也理应有一番新气象，而这新气象是什么呢？蔡锷说，是“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
　　“尚志”是视死如归，精忠报国。如果把《曾胡治兵语录》译成英文，不知这个“国”是state（政治意义之“国”）还是nation（民族意义之国），我想应从后者。因为按语的原文是：“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在这里，国家是与同胞而不是与圣上或朝廷相对应的。
　　“诚实”是“万众一心，同胞无间……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说到诚实，蔡锷尤为痛切。他说“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伪者人固莫耻其为伪，诚者群亦莫知其为诚”。人们都习惯于以伪相待，要是有人说真话，办实事，倒会被误认为是不聪明或者背后藏着什么阴谋和陷阱，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于今看来并不陌生吧。蔡锷言道：“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荫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为兵。”要当兵就要先学会以诚相见，不要把社会上的窳风劣俗带到部队来污染了这片净土。只有长官与长官之间、长官与士兵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都以诚相待，去伪存真，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大家才能相互信任，生死与共。一支军队有凝聚力才有战斗力，而把大家凝聚起来的磁性，就是诚实。
　　“勇毅”是“勇”和“毅”两个概念，勇是“狭义的、急遽的”，毅是“广义的、持续的”。“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功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
　　 蔡锷这段话，数年后观之，可以视为一种自况。护国之役，滇军兵寡饷薄，后援不济，蔡锷直接指挥的三千多部队在川南陷入苦战。但作为全军统帅的蔡锷从未流露过怯战情绪，而是积极运筹，尽量争取扩大战果，保持声势。一旦护国失利，蔡锷或者被诛，或者阵亡，而声名也将由辛亥运动的革命元勋沦落为中华帝国的叛国逆贼。但这些，蔡锷已置之度外，“惟求吾良知之所安”。这时起作用的就是良心与血性。同北军停战期间，护国军面临弹药告罄的危机，刘云峰请求与张敬尧谈判延期开战。蔡锷对他说，你只能以你个人名义，不能代表护国军，护国军不能示弱。此话现在听来简简单单，但在那样的危急时刻临事而决，表现出的是作为部队指挥官的冷静和勇毅。并非蔡锷不懂得暂时示弱以骄敌军的兵家惯技，而是护国之役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咬牙挺住。这场与袁世凯的博弈是全方位的周旋，不仅在军事上，政治、外交、舆论等多方面都在角力。反袁阵营是由几股政治力量联合而成的，尽管有声势，但也潜藏着被分化瓦解的危险。战斗在前线的护国军就是旗帜，是战鼓，大家望之而行，闻之而动，一旦护国军向北军示弱，首先舆情可能为之一变，进而影响到人心，再进而反袁战线也会出现松动。所以，就算全体护国军悉数战死，只要护国的大旗不倒，对袁世凯的压力就能持续下去，局面就有可能出现转机。蔡锷既是护国军的总司令，又是护国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他的沉稳和坚持对整个护国运动的成败关系重大，而他也用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诠释了“勇毅”二字的内涵。我忍不住又要拿国家男足来说事，多数时候，他们恰恰是勇毅精神的反面教材，往往是一失球，从主帅到队员就开始惊惶失措，自乱阵脚，心理防线濒于崩溃，一示弱就被对手掐住死穴，不可能再翻身。
　　和前几章一样，后面“严明”、“公明”、“仁爱”三章也是主要针对将官而言的。“严明”和“公明”讲的是军队制度化的问题。长官将兵要依据法度，不可率性而为。军法，自古有之，所谓“军令如山”、“违令者斩”，都是源自三国演义等古代故事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上古兵书《司马法》、《尉缭子》就是讲军法军令的。一般来说，法纪是否严明，是考察军队是否正规而富有战斗力的标志之一，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蔡锷学成归国后，先后曾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新军中任职，1906年还参加了南北新军会操。六七年间对新军状况已有相当掌握，他点出的这些弊病肯定是有所指的。
　　女真一族闯关成功，靠的是八旗兵。入关前，他们是饥饿的，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进关抢掠，故而如狼似虎，锐不可当。但抵定中原大功告成后，八旗兵失去了进击的目标，其战斗力便大为下降。早在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就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堕蔽，不及曩时。”顺治年间，招纳明军组建绿营，以补八旗兵力之不足。绿营以步兵为主，平藩有功，极盛时多达60余万，成为清军的主力。绿营虽然战功卓著，但地位却不如八旗兵，薪俸更薄，待遇更低；而且满清朝廷始终不信任绿营，为达“无尾大不掉之患”之目的，建立了“将皆升转”的制度，不让将官和士卒长期同处。这些都对绿营的建设、管理及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又经历了19世纪中叶太平军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内外重创，绿营基本上也就报废了。继之而起的是湘军和淮军。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而太平军又先于清军装备了成批的洋枪洋炮，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效用。有鉴于此，洋务派李鸿章在湘军裁撤之后，将淮军改造成洋枪队，这就是新军的雏形。但湘军和淮军以乡勇团练为基础，皆属私兵性质。王闿运《湘军志》中有云：“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这既是湘军的特点也是其弱点。既是私兵，则不可避免地会裙带成风、任人为亲、拉帮结派、效忠个人，这些痼疾流弊也延续到后来的新军中。袁世凯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就豢养了一批鹰犬走卒，并逐渐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一集团的最大利益就是把他们的首领推向权力的顶峰，而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他既得益于这股巨大的推力，又逐渐对其失去控制，实际上被它挟持和驱使，直到自己从顶点再被推向空中而坠入深渊。
　　在湘军淮军这样的私人军队中，家长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团结军心，但在编制正规的新军中，其负面影响则更大。新的兵役制度减少和取消了官兵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官“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士卒就很难再接受，“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将官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针对这种局面，蔡锷提出“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有法才有威，将官依法行事，士卒便无怨言；同时，依法而行对将官也是一种约束。将官带头明纪守法，上下一致，部队的纪律就能严肃起来。针对用人上的问题，蔡锷说“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求“用人惟贤”而已。
　　但蔡锷眼里决不是只有法的，法是用以维持军纪的，而要做到官兵同心，还须讲仁爱。有法还要有情。蔡锷说：“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对之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以异耳。及其同莅战役也，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宣劳。此以情言之耳。”这种长上对部下的“约束督责爱护”与旧军队的家长式管理相比较，前者的目的是为了促进部下进步，如同师父之爱弟子，而后者的滥赏滥罚则是为了让部下听命于己。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己，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蔡锷讲仁爱，实际上是培养将官的一种德行。“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一个心怀仁德的将官不只爱兵，也会爱民，而这是更重要的。
　　第九章“勤劳”主要是对士卒而言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练兵就是准备打仗的。而“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这里所说的“勤劳”，不是勤劳动，而是勤劳苦。大家伙儿平时勤锻炼，多吃苦，提高自己的耐受力，能够做到坚韧而乐观，这样上了疆场才可能成为一名不惧险难、视死如归、令对手胆寒的勇士。1916年护国军征战川南时，的确面临着十分艰苦、危险的局面，但他们始终斗志高昂，勇不言败；实际上，滇军之能征惯战在民国成立初期援川援藏时便威名远播了，这就是平时训练有素、准备充分的结果。
　　第十章是“和辑”。“和辑”不完全是和睦的意思，还有和谐、整齐之意。《列子.汤问》中“辑”指协调驾车的众马；《汉书.晁错传》有“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之语，“谋不辑”者，意见不统一也。所以，蔡锷把“和辑”二字写在兵书里，应为协调一致之意，这也与其文意相符。
　　蔡锷写道：“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数镇之师，情谊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驭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蔡锷说，在未来的大规模兵团作战中，各部队协调合作至关重要；如果各自为战，鲜有不遭败绩的。但他也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那么如何才能让各将领协同一致呢？“惟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至善矣。”大家公是公，私是私，私下里可以有争执，但在公事上决不使坏下绊，决不因私废公，这就是大公无私的境界。
　　我认识一位医生，他20多年前去前西德进修。回国后，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西德的医院里也有人际矛盾，但私下里争得面红耳赤，在公务上绝对没人动坏心眼，给人穿小鞋，不像国内……反躬自省，我们往往是有意见有牢骚背地里发，表面上和气一团，而真到共事的时候就相互掣肘，等着看别人的“好戏”。正如蔡锷所说：“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读之思之，不免令血热者心寒。
　　以上树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和辑，可以说是蔡锷提倡的“为将八德”。最后两章“兵机”和“战守”则是讨论作战问题。

中国最早装备坦克的是奉系军阀。1922年，张作霖为同直系军阀进行最后的决战，从英法等国购买了大量的军备，包括36辆“雷诺”FT－17型坦克。首批10辆“雷诺” 坦克于1924年运到大连，型号为只装备机枪或装备37毫米炮的两种。从1928年起，奉系军阀开始用“雷诺”坦克来抵抗蒋介石国民党北伐军的“二次北伐”。战车队被派往河南参加战斗，损失6辆坦克。不久奉军败退，战车队随奉军撤回东北。在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国军队曾通过铁路向满洲里前线运送FT－17坦克，但尚未到达，苏联红军便取得全面胜利。1931年夏，倭国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储存在东北的坦克几乎全被日军缴获或摧毁，原东北军的大量装备落入了日军手中，驻扎在沈阳的战车队的12辆FT－17坦克全部落入日军手中，标志着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活动史的结束。这些FT－17坦克后来和日军拥有的FT－17合编，参加了进攻黑龙江马占山抗日力量的作战，一部分FT－17坦克后来编入了“满洲国”的伪军──皇协军中的装甲车队。　

192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从英国为自己的税警总队购买了24辆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开启了国民政府中央系军队的机械化历程。1930 年德国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来华，大力推动了军事教育的发展，建立了许多特种兵军校，包括了交辎学校，推动了这些兵种的正规化发展。193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成立了辎重兵学校，1935年10月，筹建中的交通兵学校和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交辎学校，徐庭瑶中将任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实际管理学校，徐庭瑶同时任即将成立的通讯兵学校教育长），开始战车战术的教学，学校中有一个战车教导营，营长彭克定。在交辎学校成立时，还进口了一批新式的器材用作教学和训练，其中包括了坦克和装甲车。交辎学校成立不久，学员队队长李承恩和徐庭瑶发生矛盾，李承恩辞去了队长职。适逢刚从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的杜聿明不想回25师任副师长（他和师长关麟征相处得不太好），徐庭瑶将杜聿明调来任学员队队长。期间中国从德国购买了10辆 PzKpfwI型轻型坦克，从意大利买了20辆CV33超轻型坦克。1935～1936年从英国购买20辆维克斯6T E型坦克和另外29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坦克（VCL）。到1937年中日开战，中国军队中的坦克大约是96辆（含地方军阀掌握的数量）。　

193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方山成立了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团，这通常被视为是中国装甲部队之始。这支部队是一支多兵种合成的装甲部队，而非以前的单一兵种部队，其规模也远胜于国内其他的装甲部队。装甲兵团包括了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等单位，团长杜聿明。抗战全面爆发前，装甲兵团共有三个营：战车营、搜索车营和战车防御炮营。战车营至少有三个连，其中战车第一连装备英制维克斯6T坦克，分成4个排，每排5辆车，排长车装有电台；战车第三连装备德制I型坦克（Sd。Kfz101），分为3个排，每排5辆车，另外连部有两台I号指挥坦克；战车第二连装备卡登．洛伊德式两栖坦克，从税警总队转来，数量和编制不明。搜索车营装备有德制Sd。Kfz221／222型装甲搜索车，估计还装备有其他型号的车辆和装甲车。战车防御炮营装备德制37毫米反坦克炮。　

淞沪会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规化、大规模的全面对外战争是中国各种力量都无法承受的。尽管就全球范围而言，日军没有像样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在当时均无法有效地在决定性战役中给予倭国军队以致命性打击。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由于受市区建筑的限制和坦克本身的机械问题的影响，坦克发挥的作用有限。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坦克首次交锋，但这些战斗并没有对战役结果造成多大影响，双方的坦克均从属于步兵方阵，掩护步兵冲锋。当然，这些数目有限的坦克也对战役部署仍有一定意义的。中国国民政府在此次会战中动用了40万大军，张发奎中将指挥第8和第10集团军在战线右翼（包括浦东、川沙），朱绍良上将指挥第5和第17集团军在战线的中央位置，陈诚中将的第15和第19集团军布置在左翼（包括宝山）。这些中国军队的精锐部分都是由德国军官训练，采用德式先进装备，号称“国军精华”。　

与之对阵的为倭国第10军，包括从华北抽调的第5和第6师团、从东北调来的第18和第114师团，第1和第2预备步兵旅团，一个战车联队和3个从倭国本土运来的独立轻型坦克大队。截止同年11月7日，倭国华北方面军所属的9个师团在倭国海军第3、第4特遣舰队（含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的护送下，全部抵达上海战区。此时，日军在当地集结了30万官兵、200辆坦克、200架战机和庞大的舰队。　

8月19日，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参战。据当时参战人员史说（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回忆，装甲兵团出动两个战车连（坦克重7吨）和战防炮一个营，配属第87师（师长王敬久）攻击杨树浦街区。当日凌晨，坦克随87师发起攻击，但因缺乏步兵的配合，坦克全部被击毁，两个连长阵亡。20日，新调来的第 36师（师长宋希濂）参加攻击。当日凌晨，一队轻型坦克参加了36师对汇山码头的攻击。据资料记载，这些坦克当时正在厂内修理，临时拉出参加战斗。由于没有步兵配合，这些坦克也全部被击毁。21日凌晨，36师再度对汇山码头展开攻击，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战车第一连和第二连坦克全被击毁。　经过长达3个月、在上海南京路不足10平方公里范围的艰苦巷战后，10万精锐的中国军队和超过半数的坦克被消耗在这个“东方凡尔登”绞肉机里，而日军大约损失掉6万人左右。　

徐州－台儿庄战役　

夺取上海和随后迅速占领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并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　日军认为很快能够取得对华作战的胜利。而此时中国国民党则重建了63个师，并在徐州附近集结，兵力多达80万，由桂系名将李宗仁指挥，但人数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却无法拥有与淞沪会战类似的精良装备，有的部队连基本的步枪都无法保证。许多从各个内地省份征召甚至抓捕的壮丁被补充到国民党嫡系中央军和地方派系部队中，缺乏良好训练，而且因抗战初期的不断失利而士气低落。　

为了迅速取得对华作战全面胜利，倭国陆军总部拟定了一个连接南北战区的贯穿作战计划，核心目标就是徐州，日军让从青岛登陆的部队担任进攻的主力，日军陆军总部乐观地认为，这将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如果日军能摧毁这些中国部队，那么山穷水尽的中国国民政府将不得不屈服，接受倭国的和谈条件。　

在徐州战役开始的第一阶段，倭国坦克表现出一些亮点，在岩中大佐的指挥下，倭国第1、第2战车大队突破了中国军队防线的西侧，迫使中国军队继续收缩防线，徐州仿佛已在眼前。　

然而倭国最终没能如愿，中国第31军在安徽淮河岸边明光县城迟滞了日军行动长达40天，日军没能及时利用岩中大佐的胜利，后续增援部队迟迟无法到达。这使得驻守该地的大部分中国军队得以从容和有组织地撤退，南京战役的那种大溃败没有再次上演。中国士兵的士气高涨，他们集中在台儿庄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党在台儿庄周围驻扎有第2、第20、第40、第41和59军，在南线与之相对峙的是倭国帝国陆军第9、第13、第116和第106师团，北线是日军第5、第10、第16、第103、第104、第105以及第14师团，参战的日军达到了40万。　

为了消灭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倭国帝国陆军总部命令北线日军全线出击，南线的军队全力防止中国军队突围。这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日军担任突击任务的是由板垣征四郎少将指挥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少将指挥的第10师团。当时日军的这两个师团负责指挥在中国战区的所有作战装甲力量，它们是日军中唯一编制有独立坦克团的单位：每个团大约辖有100辆坦克和装甲车。这是日军最具战斗力和机动能力的两支部队。　

在台儿庄，李宗仁正在考虑如何给日军设下陷阱。他深知，过于自信的日军将会全速前进，直取台儿庄，这样就没有必要的部队来保护通信线和补给线。速度缓慢的日军大部队根本无法跟上一路狂奔的第5和第10师团并为其提供支援。台儿庄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如果日军占领台儿庄，那么驻扎徐州的中国部队将会被分割成片。因此，日军如果想要占领徐州，必须攻占台儿庄。　

对于李宗仁来讲，他制定的防御计划很简单：将日军先头机动部队拖入台儿庄巷战，赢取重新集结兵力的时间，最后对市内的日军进行围歼。正如李宗仁所料，日军第5和第10师团一路猛进，钻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此前，李宗仁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分成5个据点部署，其中4个据点各包括4个军的兵力，他们的任务就是挖战壕隐蔽，放日军过去，然后切断其联系。李宗仁亲自率领一支由第30、第42、第51、第41、第44、第60、第46、第22和第75军以及4个独立师组成的强大部队，准备对日军实施致命一击。　

台儿庄的防御重任就落在了国民党第2集团军的肩上了。他们挖掘了大量战壕，同时配备了机枪，用于扫射跟在装甲车后面的倭国步兵。而日军坦克为了保护步兵，通常会加速前进以试图消灭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当日军坦克冲到中国防御阵地一百余米时，中国装备有反坦克炮的装甲车就会冲出阵地与日军坦克厮杀。当日军坦克冲到战壕附近时，中国军人就会勇敢地跳出来将绑扎成捆的手榴弹扔向坦克履带下面。中国最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是那些浑身绑满了炸药誓与敌坦克同归于尽的敢死队员们。由于缺少步兵的支援，日军的坦克根本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快被消灭干净。　

经过两个星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国民政府第2集团军高达70％的人员阵亡。李宗仁命令幸存的勇士们利用夜间袭击日军以挫败其攻击计划。李宗仁同时还下达了死命令──任何人不准后退，否则就地正法。而此时，行动迟缓的倭国陆军北方集团军主力在山东腾县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驻扎此地的是从四川急调过来的第41军。该军作战英勇顽强，特别是第122师，整个师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全部阵亡，没有一名军人投降。最终，他们成功地抵抗住了日军近乎疯狂的进攻，收紧了包围圈。　

武汉大会战　

武汉位于长江的中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中国主要的铁路枢纽，拥有当时唯一的一条全国性铁路－－平汉与粤汉铁路的交汇点。这座重要的城市是第二次中日双方激战的地方。1938年5月初期，经过台儿庄战役元气大伤的日本南方集团军补充了200多辆坦克后，在一支海军中队的支援下，杀气腾腾地向中国内陆扑来，同时北方集团军新的先头部队第14师团，集合了20000人和数百辆坦克向南进发。很快，他们就遭遇到了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第74、第64和第8 军的阻击。蒋介石急调新整编的两支最精锐的“嫡系”部队第28军和第200机械化师参战，以加强第一战区的力量，阻止日军对武汉的合围。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军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装甲战。　

第28军和第200机械化师司令官战争前都曾在德国的军事院校深造。当第200机械化师抵达第一战区的时候，日军第14师团在山东潍坊被国民党第 71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住，但最后仍突围出去。未能与日军的这支精锐部队过招的第200机械化师副师长邱清泉非常失望。在随后的几天里，邱清泉私下里一直在廊坊附近率领一支包括他自己乘坐的苏制T－26轻型坦克在内的8辆战车寻找日军。一天，他忽然发现了一支100多人的日军侦察连，他毫不犹豫地径直向日军冲去，试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这群惊愕的敌人。随后，他又乘胜追击7千米，直到遭到日军反坦克火力的猛烈反击方才罢休。这一事件被宣传为中国装甲部队的一场胜利，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受这场“胜利”的鼓舞，国民党总部下令第200机械化师对日军北方集团军发起总攻。不幸的是，此时的日本陆军也已准备好攻击了。23日晚，借助夜色的掩护，日军一战车团在重炮及一支步兵旅的支援下突然夺取了潍坊，中国军队处于随时被分割的危险之中。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第28军两天内务必夺回潍坊。第28军花了整整3天时间以伤亡5000人（包括3个旅长）的代价才将日军赶出潍坊。国民政府军第一次装甲战就这样结束了。第28军军长由于未能按时收复失地而被解职，守备潍坊的第36师师长被中央政府处决。　

同年6月中旬，日本北方集团军第2军突破中国第8集团军在郑州的防线，中国西翼几乎门户洞开，国民政府开始从武汉撤出。为了赢取时间重新集结部队，构筑武汉地区的防御工事，蒋介石下令自掘长江大堤以迟滞日本第2军的前进速度。在这场大水中有许多无辜平民被淹死。蒋介石明白历史也不会原谅他的举动，因此他在命令书上并没有盖上自己的印章。日军无法前行，在此停留了近3个月时间。　

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共在此屯兵120多万，其中还包括空军整个家底的100架飞机和海军仅有的40艘军舰。他将兵力分为南北两线，其中北线由23 个军组成，由李宗仁指挥；南线包括26个军，由陈诚指挥。由于北线受长江洪水的影响，路面泥泞，因此南线成了武汉会战的主战场。武汉所有重要部门、工厂、设备等都向内陆转移。经过台儿庄和廊坊战役的教训后，日本陆军总部下令不准实施独自的装甲突击行动，禁止速战的想法。日本人决定沿袭古老而缓慢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夺取武汉。四个月后，当日军第11军进行武汉时，日军的损失已接近20万人，而国民党军的损失更是高达40万。1939年年中，武汉失守。尽管当时李宗仁动员50个师的兵力从北线展开反攻，并且一次就将30多万日军困在城内，但由于得不到海空支援（当时国民党的海空兵力已经撤出战斗），在日军的增援部队及时到来后李宗仁不得不撤退，付出了5万人阵亡的代价。　

在侵华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日军仅仅是将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而不是作为一支装甲突击力量集中利用，这也与第1混编旅成立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讲，坦克仅仅是一种“机动邮箱”罢了。因此，在1939年8月23日，当日军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时，日本人连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在一周时间内，第6集团军40％的坦克和几乎所有的战场指挥官全部被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消灭，苏军部署的力量包括3个师及6个坦克旅。　

战局僵持　

夺取武汉后，日军开始选择攻击下一个目标了。1939年秋，第6、第33、第101、第3、第13师团以及海军300艘军舰和一支陆战旅团共计18 万日军计划在9月30日前夺取长沙。长沙位于国民党第五和第九战区之间。日军还是遵循其一贯的作战计划，一半兵力从南面直接攻击长沙，一半兵力在北面部署到西面张网准备围剿逃跑的中国守军。长沙战役于9月14日打响。日军第101、106师团开始向南面的国民党第15集团军发起进攻。9月2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和第3师团在舰炮支援下从东面登陆，长沙三面受困。为了保住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蒋介石在武汉会战的巨大损失后下令，允许地区司令官自行决定是否后撤。但是驻守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将军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表示誓与长沙共存亡，而不愿弃城。随后战斗进入了僵持阶段，国民党的中央军与共产党游击队密切合作，游击队在后方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他们炸毁了每一座桥梁，在公路上铺设地雷，袭扰日军。这使得第九战区内的第27和第15集团军成功地阻击了日军的推进。第五战区的中国部队也化整为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不断袭击日军的补给车队、武器库以及通迅线路。到10月初，由于补给供应下降到了危险的地步，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弃了推进的脚步。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损失4万人，其中一等陆尉以上军衔的军官就有40名。这场战役同时也标志着日军在中国中部地区推进的终结。　

总体来讲，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战术是建立在人多地广的基础之上，其军队装备和训练都无法与日军相比。然而，他们的坦克部队在战争中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　

1938年12月，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11军，辖扩编的新编22师和200师，从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新11军番号不久改为第5军，增编了荣誉第 1师，杜聿明任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第5军下辖200师，荣誉1师和新编22师三个师。第200师是5军的基本部队，直到第5军在淮海战役中覆没，一直在第5军编制内，师长戴安澜。荣誉1师，官兵是从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所以在番号前加上荣誉二字，战斗力相当强，副军长郑洞国兼任荣誉1师师长。新 22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师长邱清泉。原200师辖的机械化部队转为军直属，200师变为普通步兵师编制。扩编后，第5军加紧训练，并在1939年3月重庆军事委员会对全国各军教练训练的校阅中，第5军被评为全国第一。1939年秋，第5军在广西界首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长达一月之久。　

当1939年中日两军在中国中部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为了打破僵局，日军决定从后方攻击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1939年11月15日，日军集合了 2个师团和1个陆战旅团的兵力，其中一个师团为新组建的第5师团，在广西南部的北部湾钦州龙门港登陆，随后占领钦州、防城，11月24日占领南宁，国民政府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决心集中所部，收复南宁。12月4日，当日军部队抵达战略要地昆仑关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反击。在一次联合行动中，中国人动用了步兵、山炮以及从第200机械化师抽调的15辆坦克对日军前线展开了攻击，几天之后他们收复了昆仑关要地，从侧翼运动的第200机械化师的坦克也将日本守军全部包围。这次行动消灭了日本第5师团从台湾抽调的第21旅团，包括一名陆军少将补级军官。国民党空军也少有地参加了这一战役，他们对日军的增援部队实施空中轰炸，极大地支援了陆军作战。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交战各方不断增兵，昆仑关也三度易手。最后，中国军队在投入了第5、第6、第99、第36、第 31、第64、第66以及第46军总共15.4万人的总兵力后，终于迫使日军在新年前撤出广西南部。对于日本人来讲，从此以后取得胜利再也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了。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政府军共损失了2.7万人。　

随后的几年里，尽管日军在中国中部发动了无数次的攻击行动，但鲜有成功，其中数攻占宜昌最为“出名”。这座城市日军在1938年至1941年间共从北面发动了8次进攻，每次都被打退。在1942年1月15日结束的第二次长沙战役中，日军共损失5.6万名军人。英国的《伦敦时报》将这次战役称为二战期间盟军的第一场大捷。20天后，美国政府向中国捐赠了价值5亿美元的物资。中日之战开始变成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只要中国军队在中部坚持，外界盟军援助的物资就不断地涌入，补给其每天巨大的消耗。然而，到了1941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日军手中，缅甸成了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远征缅甸　

当中国大陆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时，日本人开始把眼光放到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试图切断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得援助的渠道。在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中，中国军队因英印驻军的背叛而腹背受敌，最终丢失了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唯一“陆地窗口”，但中国军队仍在某些局部战斗中取得胜利。其中被广为传诵的是仁安羌解围，1942年4月，日军在夺取仰光后，将英军两个旅和一个坦克营包围在中缅甸的仁安羌油田地带。当时盟军缅甸战区总指挥、美国将军史迪威匆忙命令中国第200师（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师）从蜡戍方向出击，解救危在旦夕的英军。经过四天四夜的激烈拼杀，4月17～18日，由孙立人将军指挥的中国部队击溃了日本第33师团，击毙1000多名日军，俘虏500人，营救出7000名英印士兵。这是中国军队在缅甸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仅仅在一周前，史迪威在评价中国坦克部队时还认为：“他们都是些战争的生手，许多人还平生第一次开坦克或摩托车……”　

但零星的胜利不足以停顿日本人吞并缅甸的步伐，由于第200师的仁安羌行动，导致中国军队的侧翼暴露，日军迅速穿插到中国军队防线的后方，威胁中国军队从密支那到畹町的补给线，不久日军进占蜡戍，中国军队的最后防线实际已经崩溃。在许多中国军官眼里，是史迪威出于维护白人朋友的利益，牺牲了第200 师，牺牲了整个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而他们又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精华。在中国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的眼里，史迪威作为战区指挥官的能力和公正性也开始逐渐瓦解。　

在1938～1939年间，中国从苏联总共进口了88辆1933年生产的T－26型坦克。随着第200机械化师在缅甸的失败，这些坦克大部分被日军摧毁。　

1941年1月份，美国政府允许中国加入《租借法案》，随着在当年10月份，第一批36辆M3A1坦克由美国海运至中国。不久，国民党政府又接收了 35辆美制M4A4型谢尔曼坦克和44辆M5轻型坦克。中国军队也像日本方面一样，将有限的装甲力量分散配置在步兵师当中。尽管有美国人为国民党训练精锐部队，以及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二战前作为中尉军官曾在德国陆军服役等等，这些都没有使国民党领会装甲作战的意义。国民党军没有有效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专业军士、通信装备、后勤及支援的缺乏对中国国民党军队来讲，意味着要想实施像德国人那样的坦克大战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还要特别提到，国民党政府曾从纳粹德国进口了一批威力令日本人胆颤的88毫米高平两用加农炮，但中国军队一直将这些装备用来对空防御，而没有用于打击日军的坦克。　

然而，当中国军队经过正确的训练、装备和指挥后，他们也像其它地区的军队一样变得坚不可摧。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全部由美国人装备、训练的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一直战斗了7个月，向前推进了近千千米，消灭了2万日军，而本身却无一败绩。中国新成立的一支坦克营营长，美国人罗斯威尔·H·布朗上校就曾经指挥着一些坦克参加了第二次入缅作战。至1944年12月，又有800名日军被消灭，剩余的少数日军逃离八莫进入深山，没有向盟军投降。

　　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朝请大夫、判登闻检院王珫和儿子王仲甫与大理评事石士端之妻王氏通奸一事败露。监察御史朱服弹劾王珫说：“珫父子同恶，行如禽兽，虽会赦降，而朝廷原情揆法，固将投弃荒裔，终身不齿。今有司虽许令厘务，而珫略无愧耻，遽请朝见。”经大理寺审讯，王珫被罢官，放归田里。

　　这个案子本来简单，很快就了结了，但王珫在被审讯时，供出了宰相王珪之子王仲端也与此案有关。审理此案的大理寺丞王援惧怕王珪父子的势力，没有敢继续深究，就此草草结案。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不过，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

　　王珪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无人能出其右。王珪第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王氏通奸案判决后不久，知谏院舒亶上书宋神宗，告发了王珪父子均与通奸案有关、但大理寺官员有意隐瞒一事。王珪之子王仲端也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双方唇枪舌剑，僵持不下。

　　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宋神宗派宦官冯宗道前往大理寺重审此案，结果发现此案审理过程中多有蹊跷之处，原告许贵由于惧怕权贵，避罪虚妄，在陈述时胡说八道，竟然也就此结案。冯宗道如实向宋神宗汇报后，宋神宗龙颜大怒，认为大理寺丞王援营私舞弊，知法犯法，承勘作奸，不能不追究，立即命令监察御史朱服和检正中书户房公事路昌衡在同文馆重新审理此案，由宦官冯宗道从旁监督。

　　皇帝为一桩小小的通奸案而大动肝火一事令大理寺上下大为恐慌，为了自保，上下官员大做手脚，奋力掩盖事实真相。

　　当时的大理少卿朱明之与翰林院学士王安礼（王安石弟）是亲戚（朱明之先娶王安石二妹，后娶王安礼侄女），又与知谏院蔡卞（蔡京之弟，娶王安石第三女）是亲家。朱明之、王安礼、蔡卞均与王珪父子有矛盾，感到这次事件是扳倒王珪的大好机会，于是朱明之出面暗示大理寺丞王援一定要弹劾王仲端有通奸之嫌。王援曾受王安礼引荐，因而大力迎合朱明之等人的心意，甚至不惜伪造王仲端通奸的证据。

　　为了让这些伪造的证词以合适的渠道传到宋神宗的耳朵里，王安礼之子王枋故意将证词告诉了漳州（今福建漳州）军事推官练亨甫。当时练亨甫一心要讨好知谏院舒亶（最初揭发王珪父子之人），想求舒亶为自己引荐，于是将王枋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了舒亶。舒亶信以为真，立即上书给宋神宗，但他自己又私下泄露了所奏的内容及宋神宗宣谕语，犯了大忌。

　　王仲端最终被判刑，不过此时这桩案子已经广为人瞩目，风言风语很多。集贤殿校理蔡京（蔡卞兄）为此特意嘱咐朱明之说：“丞相（指王珪）已经怀疑是我们从中做了手脚，一定要小心。”宋神宗曾派人到御史台再问案情，大理寺卿崔台符、大理少卿杨汲明明知道王援审理此案不公，却知情不报。

　　王珪当时任宰相，其人虽然胆小怕事，但在位中枢多年，绝非等闲之辈，案情终究逐渐明朗。宋神宗对大理寺官员欺上瞒下十分愤慨，为此大发议论说：“如明之辈不肯以忠实事上，人材可谓难得。使内外小大之臣皆有至诚恻怛之心以为朝廷，则政事修举，夷狄知畏。今士大夫出公门入私门者，凡以为利而已，刘向所谓行污而寄治，心私而托公。昔李斯相秦，嬆一天下，可谓有功矣，及赵高说以扶苏立则蒙恬用，蒙恬用不复提通侯之印，斯既有利心，高说得入，不独丧其身，嬆亡秦之天下。夫能上不为名，下不为利，中守义而已，可谓君子人也。左右近司亦当以此风厉在位。”对此，王珪只好回答说：“屡闻圣训，臣等交相儆厉，考察人才，比数年闲沙汰成就，必有材能以副圣意。”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承事郎、大理寺丞王援，朝奉郎、集贤校理、大理少卿朱明之，承务郎王枋各追夺一官勒停；前权漳州军事判官练亨甫除名勒停，编管到均州（今湖北郧县东）；知谏院舒亶，大理卿崔台符，少卿杨汲各罚铜二十斤；通直郎、集贤校理蔡京落职。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摘编自《正说清朝十二臣》)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不过，人命终究关天，除非暴君，一般的皇帝但凡杀人大都要整出几点甲乙丙丁的理由，罗列几条子午卯酉的罪名，以示自己的明正。但，凡事过了头，味道就变了，比如说，嘉庆皇帝杀和珅，居然列举了二十条理由，也就是二十条罪状，就很叫人犯琢磨。



哪二十条呢？

一、当乾隆皇帝册立嘉庆皇帝顒琰为皇太子时，先期呈给顒琰如意，泄露机密以为拥戴之功，

二、在圆明园内骑马，直入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

三、乘轿出入神武门，直进宫中。

四、取出宫女做小老婆。

五、川、楚教匪滋事，各路军营文书报告，延搁不报。

六、乾隆皇帝病重时，毫无忧戚，逢人谈笑自若。

七、乾隆皇帝批阅文件，字写错了，竟然说不如撕掉另拟。

八、管理吏、户、刑三部，一手遮天，变更成法，不许手下的人参议一个字。

九、西宁报贼匪聚众抢劫杀伤，将原摺驳回，隐匿不报。

十、朝廷有旨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却违背谕旨，无论出没出痘者，俱不令来。

十一、任人唯亲，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吴省兰、李潢等人，俱保举提升。

十二、军机处在册人员随意撤去。

十三、私盖楠木房屋，奢侈豪华，超标准、超规格。

十四、其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使老百姓称之为“和陵”。

十五、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比宫中多好几倍，其中的大珠，比皇帝帽子上戴的还大。

十六、真宝石顶，不是他应该戴的，却藏数十余颗，还有整块大宝石，为宫里所没有的，不计其数。

十七、家中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

十八、夹墙内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赤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两。

十九、当铺钱铺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

二十、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

仔细玩味和珅的这二十条罪状，有泄露国家机密罪、渎职罪、玩忽职守罪、贪污罪、包庇罪等等，按照大清律，似乎拿出哪一条都是掉脑袋的，何况数罪并罚呢？嘉庆皇帝想杀和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决心，从是可见一斑。

这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和珅不杀掉，无疑就是第二个鳌拜。对于刚刚走上皇帝宝座的顒琰来说，在这一点上，他的认识十分清醒，而且做的漂亮，你不能说他冠冕堂皇，只能说顺理成章，大快人心。这怨不得嘉庆皇帝，任何人处在那个位置，和珅同样逃不掉被杀的命运，因为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法则，官场的规律。